《法理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5页;21世纪使用过中国法理学教材中，笔者查找到的讨论了权力概念的只有两种。

退一步看，即使它们不属于《条例》中的信息，在部分情况下仍有可能涉及此问题，例如乡镇企业的此类信息就可以看作是第12条第7项的承包、租赁、拍卖等情况中的信息。而依《物权法》第18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抵押信息，也就是说它们不应列为商业秘密。

二、商业秘密的界定相对而言，商业秘密的界定似乎在法律实践中更为成熟，在国外，大量重要国际条约和制定法也对商业秘密给出了界定。简单来说，可以认为当他人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以及可以转化为这些要素的其它重要价值（次级价值，如个人的经济能力或涉及整个卫生保健制度、医药制度等的运行时）受到实质性威胁时，方能基于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隐私的保护范围。4．执法过程中的某些记录。例如，对于可能影响经济安全的情形，可参考美国《阳光下的政府法》排除范围的第（8)项及第（9)项（A）目。对于类似的一些信息类型，亦应逐步淡出保密范围。

[13]王锡锌：《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中的国家秘密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3期。除非出于前述情形，一般而言，前述两类个人隐私信息应严格地作为信息公开制度的排除范围。通常的情况是，同样的体量，权力愈集中其强度愈高，反之其强度愈低。

这一部分预算支出所要生成的是保障全社会的安全、维护法律秩序方面的权力，受保护的内容有两大方面：一是公民在人身（包括人格尊严）、财产、表达、参政、社会生活和获得公正审判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二是公共机关本身和他们依宪享有的权力及正常行使权力的条件。对于政府来说，采购的结果是一种公产（典型形式是货币）通过交换变成另一种公产（货品和服务），政府无所失。一、现代国家公产激增对权力体量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之前的国家基本上可称为单纯型国家，其基本特征是政府只维持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公共机构的存在和运作，并保护社会成员人身和财产免受侵略、偷窃、诈骗、违约之害，不直接或鲜少直接介入社会的经济过程的任何环节。同理，由于资产存量不是现实的权力的直接物质依托，广义政府即使资产净值为负数，如果不是绝对值超大，一般不会影响它实际享有和运用的权力。

这类项目的政府出资比例，据统计，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中，有的国家的私人融资由政府直接偿还的比例从17%提升到了44%。无论如何，宪法学和法理学应坚持本学科对它的权力定性。

[27]这些国家广义政府预算集体最终消费支出中涵盖六个方面的公共货品和服务，其中前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应全部转化为权力，没有权利伴生。关于政府采购的规模，我们不妨先看看一些有样本意义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向经合组织报送数据的若干国家的广义政府在2016财政年度或有统计的较新的采购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奥地利13.63%。因为，这类预算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会回到个人手中，成为个人的财产性收益，因而最终表现为个人在经济、社会方面的某种权利，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会生成为权力。[12]由于公产→权力转化关系的存在，公共财产占GDP比例的增加势必导致权力绝对量和在法权结构中比重双双增大，从而历史性地提升了权力概念的法学地位。

感谢密苏里大学(UMSL) 冯鸿玑（Hung-gay Fung）教授从经济学角度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88页。这样看问题，不仅是因为它们行使的这种所有权的权能只有权力特征，并无权利特征，还因为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国家机关及其部门在国内法的范围内只是权力（即国家机关的职权或权限）主体，不是权利主体。我国民商事立法将国家财产所有权及其具体表现（即由国家机关行使、出资人职责享有的出资人权益）定位于权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毕竟是民商事法律。

但是，自从法制进步出现了法人制度并普遍推行之后，上述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个别国家如纳米比亚竟达到66.3%。

（2）前述权力和权利两权分离情况下投入各类公营公司的公产中直接为履行政府职能消耗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耗用。1.政府投入公营公司的预算支出生成的权力和伴生的权利。

但在社会发展进入复合型国家阶段后，公产中有一部分仍然直接转化为权力，而另外一些的功能往往就程度不同地发生变异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广义政府财政支出通常大部分还是像单纯型国家时期一样，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和履行立法、行政、司法等职能的方式转化成了权力。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广义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与各种非公营法人结成的典型关系是公私伙伴关系（简称PPP)模式。但是，如果考虑到形成公产的历史初衷、基本使命和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应可以认为，政府部门净资产直接表现为储备状态的权力，只在间接意义上部分表现为储备状态的权利。所以，广义政府预算支出中由个人直接最终消费的部分，实际上对于作为二次分配者的政府来说只是一过性地经手，并未被政府消费，因而只是阶段性的名义公产，并非实际公产。此时，由于增加税率导致边际税收收入递减，税收收入总量将不增反降。

那时，从个人财产或个人剩余劳动中提取的公产被用于保护个人财产和权利，但通常不会无偿转移到个人手中成为个人财产和相应的权利。复合型国家的突出特征是由政府以征税等方式形成预算收入，从而占有和处分的财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显著增加，其中较大部分被投入到公用事业、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和从生产到消费的经济过程相关环节。

如其中最常见的BOT (buy-operate-transfer)协议，根据政府部门与非公营法人实体间订立的特许协议，在特许期间，投资项目资产的所有权通常归私人公司所有，在项目完成、协议执行完毕时，所有权转移到公共部门。同一份具体的经营性公产，会多大程度转化为公共机关的权力，多大比例回归个产位置进而转化成法人权利，很难在度量衡意义上加以区分。

公共工程方面的公产支出与法权的关系，复合型法治国家发生了与单纯型国家时期很不一样的变化。因为，同样根据中国《宪法》的上述规定和精神，在国内法范围内任何国家机关都只是权力主体，即职权、权限的主体，不应是权利主体。

为获得直观印象，我们不妨在全球范围选定几个比较有样本意义的国家，以2016财政年度为例（俄罗斯只有2012年的数据），从各该国广义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看看它们总的预算支出的数据和占本国同年度GDP的比重。但税率到达某个由本国诸多因素决定的某个高点位后，会进入一个税收禁区。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和一定程度上实行的经济国有化，等等。同时，这些公营机构作为法人组织，都或多或少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权利。

以下国家还只有2015年或更晚财政年度的数据：以色列14.23%。（2）娱乐-文化-宗教方面，包括娱乐和体育服务、文化服务、广播出版服务，宗教及其他社区服务、娱乐研发等。

对于各国的以上现象，读者如果参照中国《宪法》第16条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的规定来理解，可以说是国家财产所有权与公营公司自主经营权分离的表现。[15]本文按对一国全部财富或资产做二元划分的要求，借鉴前引财政学学者的做法，选择将由国家机构行使的国家财产所有权或法律所有权归类于权力，将公营公司行使的法人财产权或经济所有权归类于权利。

墨西哥-32.5%（2020财年）。（二）集体最终消费支出中生成权力并伴生一些权利的部分按欧盟和经合发组织的标准，相关国家广义政府用于公共货品和服务六方面的后三个方面，往往既生成权力又伴生一些权利。

见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SNA 2008),EC,IMF,OECD,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Bank,New York,2009,pp.75-81.[15]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SNA 2008),EC,IMF,OECD,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Bank,New York,2009,P.20.[16] 按同样原则，可将我国特有的集体财产所有权放在与国家财产所有权相对称的法人财产权里，作为权利的一个构成部分。经合组织（OECD）统计的发达、较发达国家2021财政年度广义政府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是：低于30%的国家只有爱尔兰1个，24.82%。[24]这些数据显示，各国政府采购的体量总体看来十分庞大。基于这一要求，实践法学首先应将一国之公产区分为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即区分为广义政府部门资产净值与相关财政年度广义政府预算收入，并在必要时将两者以合理方式汇总，作为确认一国之权力的体量的物质基础。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被公共机构正常消费掉的部分才是形成了权力的实际公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随后发展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者简介：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法学教授，人权研究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这里假定的是权力集中或分散程度恒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体量的增减与其强度的增减会呈正相关关系。

基金资助：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重大项目（22JZD017）。法国为-44.4%（2020财年）。